统一思想重落实 砥砺前行勇攀登——庐阳高级中学

本次会议以恶法为主题，我出于应景的需要，来谈谈从儒家传统出发对于恶法、或者更广义地说对于正义社会的标准。

至于我提出创建中国解释学的问题，主要是基于中国有很长的解释经典的传统，应可创建出与西方诠释学有所不同的中国的诠释学。例如，韩非的《五蠹》，从一方面说，是接着早于他的法家思想家来讲的。

正由于此，实践唯物辩证法才具有理论的力量，也说明他研究哲学的目的，归根结底，是为了用实践唯物辩证法来解决性与天道这一古老又常新的中国哲学问题(也可以说是天人关系的问题)。(3)接着讲还有一层意思，就是要重视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以来中国的哲学家在建设中国现代哲学上所取得的成果，要考虑他们提出的哲学问题，要评论他们的得失。我提出创建中国解释学问题，就是想讨论，能否把中国解释经典的思想资源引入到西方解释学中，而创造出中国化的解释学的问题。因此，接着中国传统哲学讲应是建立中国现代哲学，使中国哲学从传统走向现代的重要路径。在历史上，对哲学思想有接着讲的，当然也有对着讲的，例如，韩非的《五蠹》就是对着儒家和墨家讲的，道家的老庄也可说是在儒家之外的另外讲。

贺麟把这种知行合一称为自然的知行合一论。而无论化理论为方法，还是化理论为德性，都离不开实践的唯物辩证法。其实很简单，如无现代化的科技和启蒙所带来的自我和进步，包括医药、健康、寿命上的进步，那些反现代的时髦人物，恐怕根本活不到今天寿命的平均年龄来反现代化。

这也就是我为什么要区分道德与伦理、区分道德心理学与政治哲学的重要原因。但是，它又仍然是情感信念，而非理性的逻辑推论。（见《学术月刊》2016年12月份郁文）由于涉及伦理学重要问题，遂借此明确拙著的几个要点。所以，具体人物、事件的善恶判定、点评既显示出人生、生活各种复杂多变的面貌和状况，显示出历史的偶然性，也更清晰地展示：是理性（包括作为理性内容的观念和作为理性形式的意志）而非本能、欲望或情感才是道德行为的动力。

它当然只是包括但远不止于上述最高道徳境界，但由此可见，道德并非一般人皆有之的欲望或情感。拙著伦理学的自我理论，是由大我而小我的历史主义，从而既反对自由主义的个人，也反对贬低、否认个人的社群主义。

并以理一分殊，即承认从而要求每个人变化实乃统管控约人各有差异（不同清浊）的气质之性（自然生理为基础），把事事物物实际是人的各种行为都纳入这个规范中，订出各种等差顺次䄮序规则的系统，成为可实践施行而非常庞大细密的道德观念和伦理准则，来有效地统治人们的身心。拙著伦理学诸文将情感与欲望作了区分，拙著讲的欲望主要是指以自然生理苦乐感受为基础的物质方面所要求或追求的需要、快乐和幸福，它也就是人类生存的衣食住行、性健寿娱。这种可欲和最乐是某种精神上心灵上的追求和满足，其最高境界，例如某些基督圣徒背负十字架的欢欣、许多英豪烈士忍受苦刑或走上刑场的快乐等等，便与上述自然情欲完全不同甚至相反（如絶粒求死与饥饿求饭），经常恰恰是忍受、压制甚至泯灭自然情欲和生理肉体的苦痛，它实际上根本不是也不可能是一般的所谓快乐、幸福和欲望。本来，四端除恻隐之外，其它如羞恶辞让是非，从常识说也很难说是人皆有之生来具备的天赋的良知良能。

正因为此，情感作为助力就具有重要性。这就是中国儒学的宗教性道德，以人性善的情感力量来构建人的可完善性的坚强信念，并使实用理性本身也渗入了某些情感因素。拙著《伦理学纲要》明确认为，道德不是知而是行，道德中含有知识（即观念），但并非知识，道德属于行为本身。这也就是为什么朱(熹）式的性善说在中国传统中一直占据上风，而那些强调原罪超验或追求空无的外来宗教教义和思想学说很难动摇这个传统的重要原因。

但毕竟由于其哲学理论上的天赋说，使王阳明很难清楚交待良知如何致和如何由致良知而开出社会伦理的整套规范，从而必然从逻辑上和事实上产生满街都是圣人端茶童子即是圣人等并无客观规范的思想学说，后学也终于走向天理即在人欲中人欲即天理的自然人性论。而我之所以提出 歌其功而不颂其德 和历史与伦理二律背反历史在悲剧中进行等概念，就正是针对此，强调一方面伦理道德产生在人类历史行程中，需要具体地分析和解说，另方面它又具有不依附一时一地历史的独立性和绝对性，朱熹将之说成天理，王阳明将之说成良知，其实乃历史在人心中沉淀下来的积累性，而且仍须学而知之。

可见，不但内在意志有绝对性，而且外在伦理也积累出绝对性，它们成为国家、民族以及人类群体生存延续的必要支柱。2017年2月波斋 进入 李泽厚 的专栏 进入专题： 孟子 荀子 。

这些都不是先验理性所制定的自由主义各项抽象原理所能限定了。这种欲望从来不是道德的动力或助力。其实，这与我从一开始便强调应以Hume来补足Kant、非常重视道德三因素中的情感要素，乃同一问题。这些都正是我所强调的以美储善，也都是道德心理学的重要问题，此处只能提及，不能展开了。但解决之道则远非当今这些貌似高深、实乃浅薄的反现代化的叫喊喧嚣。实现主要靠意志，非观念（即认知）也非情感。

当然，知与行，知、会、愿、做之间有许多关联和一致，也会有不少矛盾和冲突，这需要道徳心理学进一步研究。其变异之多，区分之大，型态之繁细、之复杂，之精妙，只有后世科学才能窥堂奥、得结果，但这很可能是未来对付可怕的所谓完美的基因人的重要前提。

当然更不是禁欲苦行或超验理性的全面统治。但也如上述，善恶观念随文化、宗教特别是时代而不同而变异，在今天，这种自由意志的选择献身，便普遍不被认为是善（对）而被认为是恶（错），从而911恐怖分子便不是英雄，而且恶汉，尽管有汉子气（即选择献身的自由意志），却是杀害无辜大众的巨恶，因为他们的善恶观念完全错了。

也反复说过，我坚持中国儒学传统的人禽之别、人兽之分，反对动物也有道德感情。作为动物，人的自然性即动物本能中有群体间的相助、合作、亲昵、爱抚的方面，也有彼此争夺、伤害、仇恨、杀戮的方面。

前景茫茫，课题林立，乐感文化的传统相信人类仍能解决。这种学习或克己、人为，除了认识（即我所说的观念要素之外），主要依靠自觉意志的培育，当然，意志并不全在道德领域，在日常生活和一般行为中，也需要意志和锻炼意志，如吃苦耐劳、发奋读书、体育训练、军事操习等等，但只要直接涉及他人或群体（这点很重要，即非仅为自己）它便含有不同层次不同程度的道德因素。但是，它又仍然是情感信念，而非理性的逻辑推论。

道德领域内的行善的欲望、为群体或国家作贡献的欲望、参与义举的欲望，等等等等。其中一说认为四端（仁义礼智）乃理性抽象，七情（喜怒哀乐爱恶欲）是自然情欲，主张以四端控七情来解孟子。

至于作为所谓道德起源的情感，如恻隐、同情，我已反复说明，它们作为自然情绪，只是重要的助力，既非动力也非来源。另方面，便演绎为否定性只认情、却又严厉地将情与欲绝对分开来的禁欲主义（如刘宗周）。

也可说是：后者乃现代荀学，前者为现代孟旗，都有待人们去创造，以劳动力自由买卖和以个体为基点的现代社会（西体）如何与以家族农业生产和以群体为基点的古代荀学（我主张回归原典儒学，并反对以心性为体的宋儒，所以不能是朱学）特别如何与孟旗，既有严格区分又相交接融会（中用），等等，便是问题所在。所谓人性善恶，实际是指如何去培育、发展前者和压抑、泯灭后者以成为人（个体）和维护整体的生存延续（人类）。

作为动物，人的自然性即动物本能中有群体间的相助、合作、亲昵、爱抚的方面，也有彼此争夺、伤害、仇恨、杀戮的方面。个体行为、特别是不同社会角色的个体行为的社会效应和历史作用，便是政治哲学和历史哲学所应详加讨论的重点之一，其中，历史的偶然性乃关键之所在。因之，知和情在道德领域中只是助力，只有意志才能使得人们人们去做或不做应该做或不做的行为，意志才是道德的动力，由于它具有做或不做的自意识（即自觉）的选择性，所以名曰自由意志。这在今天如果不归之于神秘的或基督教的神恩、天赐、启示，便完全可以与当今西方流行的社会生物学合流。

《易传》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这个自强不息不是去追求灵魂升天回乐园，而是就在这个物质世界中奋勇力行，从而以一个与天行健相匹配的人性善作为支持人们行善的情感力量，就颇为重要。所以，具体人物、事件的善恶判定、点评既显示出人生、生活各种复杂多变的面貌和状况，显示出历史的偶然性，也更清晰地展示：是理性（包括作为理性内容的观念和作为理性形式的意志）而非本能、欲望或情感才是道德行为的动力。

正如中国传统的音乐理论一样：既强调快乐，同时又注重节乐，也就是快乐本身也是有节奏有韵律的，其中含有理性的节制，而不同于酒神精神的纵欲狂欢和毫无节制的生理享受。这也就是我在《回应桑德尔及其它》中所说的John MILL 的高级的幸福、快乐和欲望，如读书的欲望、祈祷的欲望、欣赏艺术品的欲望。

当然更不是禁欲苦行或超验理性的全面统治。但也因此，好些神学家便完全甩开各种具体历史情境，把自觉选择的自由意志作为恶的总根源，康德也说根本恶（radical evil）并非自然禀性，而在人的自由：道德上的恶必须出自自由（《 单在理性限度内的宗教》）。